刘元春:全球经济长期停滞下,未来财富管理应协调发展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

财经网讯 “疫情冲击下全球经济振荡与恢复,很重要的一个出发点就是长期停滞,也是未来财富管理要思考的最为重要的一个基本面。因为金融的管理不仅仅来源于钞票的发行,来源于对资本市场政策的变化,更重要的来源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配合与背离。这也是判断未来全球经济增长态势重要的一点。”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9月5日在《财经》、《财经智库》和北京资产管理协会主办的“2020全球财富管理论坛”上如此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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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刘元春

刘元春表示,疫情期间的财富管理充满了不确定性,而这种不确定性,不仅仅来自于我们的经济层面、社会层面,更重要的来源于人与自然之间的这种不确定性。

于此同时,他还指出,过去几年世界经济增长可以用“长期停滞”来形容。是低增长、低贸易、低成长、低利率,然后再加上高债务、高杠杆,“四低两高”来形容它,未来依然可能还是这样。

以下为发言实录:

刘元春:谢谢主持人!也谢谢《财经》对我的邀请。这个论坛的主题我认为选的非常好,为什么?大家都在关注疫情期间的财富管理。之所以关注,因为我们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性,而这种不确定性,不仅仅来自于我们的经济曾经、社会层面,更重要的来源于人与自然之间的这种不确定性。我们经常认为在这样的一种不确定下是一种超级不确定性,是我们难以用风险概念来确定的。

我们这个论坛主题是:疫情冲击下全球经济振荡与恢复,我想这个恢复是一个很乐观的词语。我们人类依然是包含乐观的情绪来展望未来。我记得11年前我跟曹老师在一个论坛上也在展望,金融危机之后的世界,金融危机之后的经济增长与金融,那么当时最悲观的人认为世界经济的恢复可能需要5-6年,但是大家会看到世界经济从2008年到现在,它的经济增长速度从来没有回到过从前。所以说2013-2014年,宏观经济学界用了一个“长期停滞”来形容从2008年到2019年整个世界的经济增长。

目前,我们在讨论当前的这种形势,很重要的一个出发点就是在长期停滞,长期停滞在这种超级疫情的冲击下面会发生什么样的一种变异?是我们未来财富管理要思考的一个最为重要的一个基本面。因为金融的管理不仅仅来源于我们钞票的发行,来源于我们整个对资本市场政策的这种变化,更重要的来源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配合与背离,以及我们如何判断他们之间离与合之间的这种时点。

因此,判断未来这样的一种全球经济增长的这种态势,实际上是我们需要重点把握的一个点,但事实上我们会从历史上来看到,大量的经济学家甚至大量的智者都难以看到自己背后的事情,我们现在就会讨29年经济大危机,世界经济史上最为深刻的大危机,引起人类历史变革重大的一次大危机,我们所有的大学者、大经济学家都预测到它,包括我们宏观经济学的创始人凯恩斯,他的日记和他所有的演讲都没有预测到29年和33年会崩溃。当时美国最好的经济学家叫费学,他是金融高手,不仅仅是金融理论高手还是金融操盘高手,在28年的时候号召他的学生举起棋子进入股市,但是29年的变革使他差点跳楼,所以大家不要相信这种大盘经济学家的言论。

主持人:刘校长,您算不算大盘经济学家?

刘元春:我不算,这里面很重要的在于,不可以预测性,实际上是大变革时代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征,那么因此我们在理解未来这种框架的时候,实际上需要新的思想、新的框架。来之前我们姚首席还在设计我们今天的议题,实际上我们对议题本身就产生了很多的争论,原因是什么?旧理念和新理念发生了剧烈的冲突。说世界经济增长,在过去这几年里面我们用“长期停滞”来形容它,用几低几高来形成它,用低增长、低贸易、低成长、低利率,然后再加上高债务、高杠杆,“四低两高”,来形容它。那么未来会怎么样呢?未来依然可能还是低成长、低投资、低利率、低成长,但是有什么高债务、高波动。这几低几高,我们讲的疫情之前的几低几高有没有差别?这是我们要思考的一个关键,它的逻辑到底是什么。

我们谈到的疫情虽然不是一个导致格局性彻底颠覆的因素,但是它是格局加速性变化的这种催化剂。那么这个催化剂不仅仅带来的是速度的变化,同时也带来结构性的变化。我们所思考的第一个很重要的后疫情时代,我们的疫情常态化、长期化,疫情从狙击战向长久战蔓延,世界经济增长会是怎么样。第二个才考虑的是我们应对这些大疫大灾大乱,它的财政货币的行为变异,会引起我们在基本面和金融面的这种变异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新的规律、新的风险和新的挑战。

我想我今天就给大家抛一个砖,不要用原有的思路来思考大疫情下带来的变化。

主持人:刘元春校长,金融狂潮你怎么看?

刘元春:第一个,我们看到非常自觉,应对这样一种人类历史上的超级疫情和超级结构性变化,我们采取超常规货币政策、超常规的财政政策这是应有之意,不要感到奇怪,这是很重要的。第二个很重要的,我们在判断货币的这种发行,到底要持续多长时间。第一个基础在于,我们非常时期要持续多长时间,也就是说这决定非常之举多长时间。第二个,政府的信用能够维系多长时间,就是我们要不要采取MMT理论,要不要采取直升机撒钞票这样的做法,要不要采取财政赤字货币化这样的一些极端做法,来源于超常规的形式维持多长时间,更来源于我们政府的信用能不能在这种超常规维持的过程中能够得到很好的延续。我们与其他国家一些做法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还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同时我们还考虑到,未来的路还很漫长,我们可能要悠着点,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能把MMT简单化,以及把财政赤字货币化简单化,就是说要看条件。

刘元春:目前是加速变革期,就需要观念的转变、范式的转变,所以因此我们在认识很多新现象的时候:第一个,一定要想到用新的一些视角来重构我们传统的理念。第二个,要重新评估一下第一感官的一些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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