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基金的非理性和自我利益

(路透社)-问:您如何称呼每个人都押注他们并不真正认为会发生的事情的系统?

A:机构资产管理。

为什么养老基金和捐赠发起人都如此关注基金经理的过往表现以及顾问的建议,而又都没有证据表明它们是衡量未来表现出色能力的有用指标?

根据一项新的研究,答案在于控制着人类如此之多的两种熟悉的力量:非理性与渴望掩盖自己后端的欲望相结合。

美国机构基金控制着约7.6万亿美元的资产,这是公共和私人养老金以及慈善或捐赠基金的混合体。这笔钱由计划发起人监督,计划发起人管理资金,选择经理和策略。反过来,计划发起人依靠顾问,他们可以帮助他们评估和选择给定任务的基金经理。根据《退休金与投资杂志》(Pension and Investments Magazine)的数据,总共有94%的计划发起人使用顾问。

这个过程的最大谜团之一是,尽管研究表明这两种策略都无法很好地发挥作用,但发起人似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过去的表现以及顾问的建议,以帮助他们选择基金经理。

牛津大学赛义德商学院的霍华德·琼斯和康涅狄格大学的何塞·维森特·马丁内斯对数据进行了深入研究,以确定原因。他们的新论文研究了格林威治协会(Greenwich Associates)13年的数据,这些数据涵盖了美国全部机构股票中的约一半。(这里)

格林威治联谊会以各种措施对发起人进行民意测验,使作者能够确定计划发起人实际上期望经理将来做些什么。

可悲的是,期望似乎并没有与现实相吻合。

琼斯和马丁内斯写道:“无论是计划发起人的期望,还是过去的业绩,也不是他们在资产经理中评估的不良绩效因素,都不能可靠地预测这些资产经理的绩效。”

“至于资金流动,我们发现这些资金充其量只是计划发起人预期的一项功能,但它们很大程度上是受过往业绩和投资顾问建议的推动,远远超出了这些预期对预期的影响。”

职业风险和非理性

换句话说,计划发起人所做的所有分析都无法预测经理的表现,甚至没有考虑到期望,他们会将钱捐给了过去一直表现出色的基金经理。以及那些设法与顾问保持良好关系的人。

较早的研究表明,顾问确实有助于确定哪些资金能赚钱,但找不到证据表明这些建议可以增加价值。

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毕竟,这笔钱相当可观,更不用说一部分公众的退休了。

作者发现工作中存在一定的非理性,因为赞助商是根据过去的表现和软性因素(例如服务)进行选择的,尽管它们都不是未来成果的良好指标。

我们还存在一个很好的老式代理问题,因为作为个人的计划发起人的最大利益与作为代理人的基金的最大利益有很大不同。

作者写道:“计划发起人追逐过往的业绩和顾问的建议,因为他们认为,作为选择资产管理人的理由,这些指标对上级,利益相关者乃至法院的辩护要比他们自己的预期更合理。”

有趣的是,过去的业绩比未来的预期业绩更为重要。也许那是因为在法官面前或仅在年度审查中指向记录要比说“我认为他们表现出色”要容易得多。

这项研究显示,计划发起人对自己的养老金计划进行了窗口整理,并将其与近期业绩良好的基金经理进行比较。这很像共同基金经理所做的,即在强制性报告期之前购买表现最好的股票。

请记住,我们不是在谈论业余爱好者选择共同基金。这是一个耗费资金且复杂的过程,但最终由于不正当的原因似乎会产生不正当的结果。

琼斯和马丁内斯写道:“这对政策的影响令人震惊。”

“因为,只要赞助商认为他们会受到其他人的评判,他们相信过去的表现和顾问的建议可以为将来的表现提供信息,那么即使不是这种情况,赞助商也会表现得像他们自己这样做。”

养老金储蓄者应该得到更好的东西。

(James Saft是路透社专栏作家。所述观点为他的个人观点)

(在出版之时,James Saft没有拥有本文提到的证券的任何直接投资。他可能间接地以豆豆所有者的身份作为基金的投资者。您可以通过[email protected]向他发送电子邮件,并在blogs.reuters.com/james-saft中找到更多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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